在四川省巴中市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當地農民的收入主要靠種地和打工。這里大部分水田種植水稻，旱地大多只種蔬菜。有老年人居住的菜地還不錯，年輕人家的旱地基本都撂荒。“種地不劃算。”在北京打工的四川籍農民工周銳這樣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據周銳介紹，如果不是殘存的田埂，現在很難想象家鄉(xiāng)曾經有那么多的良田。而現在，在這些良田上，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這樣的房子被稱為小產權房，它蓋在集體土地上，但沒有產權。”周銳說。
“現在農民并沒有真正擁有應該屬于自己的土地，一直以來農村改革繞不過去的就是土地的權屬問題。”北京市京鼎律師事務所律師杜兆勇對記者表示，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牽涉到的利益群體龐大且復雜。
棄耕撂荒之憂
“在13億人口的中國，農民數量過半，土地關系著這一群體的全部身家。” 杜兆勇說，土地改革不僅關系到農村和農民，還是未來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首要課題。
農村的棄耕現象其實早就存在，只是最近幾年愈加明顯。“種糧效益低，種糧收益遠不及打工收入。”社科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曾對記者分析，農民不愿意種地種田、棄耕荒蕪的田地不少，甚至以土地肥沃著稱的東北大地，棄耕的也不少。
在廣大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紛紛外出打工，留下的老人孩子無力耕種。“這些年，家里在外打工的人越多，蓋的樓房越闊氣，越是種田多的，則越顯窮困。” 周銳說，他家周圍的鄰居都把樓房蓋起來了，有的蓋在自家的土地上，有的干脆把樓蓋在當地的小鎮(zhèn)上。
與棄耕相伴的，農村減種糧食的現象也較為常見。在北方的小麥、玉米(2350, -2.00,-0.09%)種區(qū)，越來越多的農民只種效益更好的玉米，而南方很多地方則把兩季稻改為一季稻。至于良田撂荒是否可惜，周銳并不以為然，相反他認為賺錢了在上面建房的收獲更多。
在采訪中記者還了解到，這還只是因為有更好的選擇而主動棄耕的，如果算上因城鎮(zhèn)化、基礎設施建設等而帶來的被動棄耕，耕地減少的數據將更加驚人。
國土部公布的數據也能證明這一點。2011年度，中國耕地減少532.7萬畝，其中建設占用耕地485.0萬畝，災毀耕地33.5萬畝，生態(tài)退耕14.2萬畝；同期耕地增加483.7萬畝，增減相抵，耕地面積凈減少49萬畝。
鑒于耕地保護的嚴峻形勢，國土部多次提出堅決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上海易居研究中心研究員劉衛(wèi)衛(wèi)認為，由于中國人口高峰尚未到來，糧食總量的需求仍呈上升趨勢，因此必須保有一定數量的耕地。
收益分配不均
“當前，土地制度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城市化進程中土地收益分配的問題。”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表示，當前征地矛盾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政府征地賣地，被征地的農民不能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二是不允許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剝奪了農民自主參與工業(yè)化、城市化進程的權利。
另一面，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呈現出加速的態(tài)勢。上海房地產經濟學會高級經濟師顧海波認為，現在土地流轉出去的農戶，一般的經營狀況是家里缺少農業(yè)勞動力，或者是單純從事糧食生產經濟效益比較低，“土地流轉提高了土地的效率。”2013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出，努力提高農戶集約經營水平，扶持聯(lián)戶經營、專業(yè)大戶、家庭農場。“這的確體現了高度的前瞻性，但這一政策要在全國落實到位并不容易。”顧海波說。
“在一些地方，流轉出去的土地真正到種田大戶手里的并不多，大多數土地流轉到了一些公司手中。”據顧海波介紹，這些公司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從農民手里租賃土地雖然也是用于農業(yè)項目，但不搞糧食生產，而是用于經營利潤比較高的項目。
對此，現任國家發(fā)改委主任、原國土部部長徐紹史也曾提醒，“全國集中連片、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耕地后備資源少，且大多分布在生態(tài)脆弱地區(qū)，補充優(yōu)質耕地越來越難，而建設用地供需矛盾突出，城鎮(zhèn)和農村建設雙向擠占耕地，違規(guī)違法占用耕地的壓力依然很大。”
在當前的土地制度下，農民對承包土地只擁有農地農用下的使用、收益和轉讓權，但城市土地由地方政府獨家壟斷土地供應、轉讓與回收。“這導致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農民得到的是小頭。”杜兆勇告訴記者，在北京，遠離城區(qū)的農村土地并不值錢，農戶即使全部賣掉土地，恐怕也換不來城市的一個衛(wèi)生間。“隨著城鎮(zhèn)化進程的推進，農民對于土地的依賴性越來越小，而政府與民眾在土地收益分配上的不公平來自于中國的土地產權制度的設計存在缺陷。”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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