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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我省重點市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座談會消息，截至今年7月31日，湖南省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8430人，全國排名第7，其中死亡人數(shù)為5482人。艾滋病已成為我省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42%的感染者在確認感染的同時就已經(jīng)成為病人，來不及服用抗病毒藥物就死亡了。早一點發(fā)現(xiàn)，就多一份生的希望。
在防治艾滋病領域，民間組織發(fā)揮著重大作用。在近期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成為研究重點。早在2010年底，湖南省政府就與民間防艾組織簽署了委托協(xié)議，開創(chuàng)了政府購買民間組織服務的先河，并在幾年的時間里建立起艾滋病干預長效機制，干預艾滋病高危人群達數(shù)萬人次。
政府購買民間服務干預艾滋病高危人群，打開了湖南省政府工作創(chuàng)新的一扇窗。
壹 購買：政府開創(chuàng)購買民間組織服務先河
借助民間組織力量干預高危人群的艾滋病檢測
今年6月，一筆“巨款”又一次劃給了民間防艾組織中大陽光工作組(以下簡稱中大陽光)，其實錢數(shù)并不多，只有2.8萬元。這筆錢來自長沙市疾控中心對該組織的公共服務購買，它的重要性體現(xiàn)在其示范意義上——政府購買民間組織服務，借助草根組織的力量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
其實，早在2008年，長沙市疾控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治科科長黃竹林就有了公共購買的設想。當時，長沙市疾控中心檢測的艾滋病人群以男男性行為(以下簡稱MSM)者為主，該人群的特殊性給艾滋病的檢測帶來了現(xiàn)實的困難。長沙市疾控中心往往由小組帶領前往長沙的同志浴室、酒吧，一個晚上僅僅可以采取十來個血樣，而一個血樣平均要花費100至200元，工作人員很疲憊，成本投入也很大。
“他們的排斥性很大，總是擔心自己的電話號碼被公布出去。而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又不屬于MSM人群，溝通起來非常困難。”中大陽光負責人楊浩說。
為了解決這個困難，從2008年開始，長沙市疾控部門利用國際資金有意識地在MSM人群中扶持民間組織，中大陽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引進艾滋病防治國際項目后，我們思想上的轉(zhuǎn)變是最大的，開始考慮由財政出錢，購買社會服務。”湖南省疾控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治科科長陳曦對《三湘都市報》記者說，“黃竹林是民主黨派人士，能夠參政議政，充分發(fā)表自己的意見。作為專業(yè)機構(gòu)，我們拿出了比較詳實的、客觀的、能夠說明問題的報告，當政府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這個工作就比較好開展了。”
2010年12月30日，長沙市疾控中心與中大陽光工作組簽訂了政府購買協(xié)議：從2011年起，長沙市疾控中心從長沙市財政艾滋病防治專項資金中，給予中大陽光工作組每半年2.5萬元以上的活動經(jīng)費，委托該工作組在MSM人群中開展行為干預，并動員他們到長沙市疾控部門進行HIV檢測，以達到早診斷、適時治療、減少傳播風險的目的。協(xié)議書的簽署開創(chuàng)了長沙市政府組織購買民間組織服務的先河，引起了社會關注。
多層次購買社會服務
從2011年到今年6月，中大陽光獲得政府資金投入超過10萬元，購買協(xié)議明確規(guī)定了中大陽光在協(xié)議期間內(nèi)必須完成的任務指標以及不能完成任務時的處罰等。
按照今年長沙市疾控中心與中大陽光簽訂的《委托協(xié)議書》，中大陽光在3個月內(nèi)需要完成對40名防艾志愿者的能力建設培訓，保證他們能獨立、有效地完成對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預和轉(zhuǎn)介檢測工作;完成對600名男男性行為者的干預活動;轉(zhuǎn)介200名男男性行為者到長沙市疾控中心進行HIV檢測。中大陽光向長沙市疾控中心提交《項目實施方案》和發(fā)票后，將一次性得到2.8萬元。
對于民間組織的選擇，長沙市疾控中心采取了邀標的方式，中大陽光因為具備合法身份、活動經(jīng)驗豐富而被選中。“我們對民間組織有一個評估，其中誠信問題是很關鍵的。對于它們的誠信度、既往的誠信經(jīng)驗以及在人群中的影響力，我們都做了十分詳細的調(diào)查。”陳曦說。
這幾年，長沙市政府在艾滋病防治這塊的公共服務購買力度不斷加大。友愛之家是針對長沙艾滋病感染者的民間關愛組織，長沙市某醫(yī)院為其提供了辦公用房，而長沙市衛(wèi)生局則通過該醫(yī)院每年撥付5萬元作為其辦公經(jīng)費和工作人員補助。
此外，每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長沙市疾控中心還會委托高校進行艾滋病防治宣傳活動，每次支付1萬元的政府購買服務費用。
貳 成效：民間組織的力量彌補政府部門的不足
現(xiàn)身說法能消解感染者的反社會傾向
民間組織的力量彌補了官方機構(gòu)的不足，特別促使艾滋病患者發(fā)揮自助自救的作用。
2008年，黃竹林帶領長沙市疾控中心去浴室等場所進行艾滋病初篩，3個月才檢測到200多例?，F(xiàn)在由民間機構(gòu)組織，一年能檢測三四千例。陳曦對政府公共購買民間服務后的效果十分滿意，“民間組織工作人員的積極性比以前高了很多。他們會想更多的問題，思考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工作人員會反反復復來和我們探討，怎么進行快檢，發(fā)現(xiàn)感染者后，怎么第一時間為感染者服務等。”
像關愛之家這樣的組織，會員基本上都是艾滋病感染者。每年的防艾宣傳中，他們現(xiàn)身說法，既穩(wěn)定了感染者的情緒，又能消解感染者的反社會傾向，這是政府組織做不到的。
“購買服務后，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督導，在中大陽光做大型活動的時候，我們會派人到現(xiàn)場。項目完成時，我們會組織省里的專家包括我們的財務去核實與驗收。要是他們做得不好或者完不成任務，我們會把資金收回，你沒做事就把錢還給我。”黃竹林對《三湘都市報》記者說。
“你確定一個，我負責一個，同伴交流是最容易的”
關愛之家的前負責人小侃是一名血友病患者，1994年，在接受一種人血制劑治療時，他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對《三湘都市報》記者說，社會對艾滋病的顯性歧視不存在了，但隱形歧視相當大，艾滋病已成為一個符號，“你做與艾滋病有關的事情，別人會認為你不是有艾滋病就是與艾滋病脫不了干系。”
成立關愛之家時，小侃也有過狹隘的思想，他認為自己比因性行為感染上艾滋病的人要干凈些，不愿意與他們交流。在上海、北京學習期間，小侃的觀念逐步轉(zhuǎn)變，他開始懂得同伴歧視帶來的諸多問題：人格得不到尊重，接受道德評判，污名化。
政府購買關愛之家服務后，關愛之家的辦公室就設在某醫(yī)院，志愿者能夠直接下到病房與感染者交流，這是很大的便利。“你確定一個，我負責一個，只要他愿意，我就交流，同伴是最容易交流的。”小侃這樣對省疾控中心的負責人說。他常常告誡病友：“你可以沒有內(nèi)涵，但穿著上，我們要陽光，給別人健康的感覺。”他認為要改變的還有醫(yī)務工作者，“他們不是以天使的眼光來看我們。我們沒必要對醫(yī)生低聲下氣啊，我們是來解脫的，要有尊嚴，自己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以自身的經(jīng)驗，小侃會奉勸同伴規(guī)律地生活，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好，睡好。“年輕人總以為還沒有發(fā)病，還可以玩，硬要玩到自己爬不起來、動不了了才打電話給我。往往到這個時候，坐救護車都不行了，要拿擔架抬著去醫(y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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